当Mahmoud Ahmadinejad于 2009 年颇有争议地当选伊朗总统后,国内抗议浪潮不断高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民主价值观应得到遵守,但他又补充说美国无意介入伊朗事务。

许多人指责总统反应温和。但 Kellogg 管理学院管理经济学和决策科学副教授 Sandeep Baliga 说,奥巴马总统做出了正确的举动。他在纽约时报网上社论中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如果我们以武力恫吓的方式回应,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能使局面激化。”

Baliga 和他的同事 David O. Lucca——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以及 Tomas Sjöström——Rutgers 大学经济学教授,认为与真正民主和真正独裁相比,有限民主和弱势独裁国家的领导人对于威胁的反应更为激烈。他们在报告中分析了民主国家、独裁国家以及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国家的国际冲突。伊朗采取的是半民主的选举制度,属于后一类政权。

对政府类别进行建模
这个团队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其中表明冲突是那些担心受到国内民众攻击以及被剥夺权力的领导人引发的。如果不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做出激烈反应,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承受的风险比独裁者更高,这是由于与独裁者不同的,他们面临重新选举的挑战。然而,普通选民认为不必要的战争会伤害真正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同时,有限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在政治上生存,只有在面对侵略时表现软弱才会下台。因此,在该团队的模型中,有限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最有可能对来自国外的威胁采取行动,这是由于在决定开战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的反弹要少于真正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强势独裁者在面对侵略时表现软弱也不至于下台,这意味着独裁者反应的激烈程度往往低于有限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团队将他们的模型应用于现实,他们使用政治科学家编写的一套标准分类法,将 1816 年到 2000 年之间的国家分类为独裁国家、有限民主国家和完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在 1821 到 1829 年之间被分类为有限民主国家,这是Ĭ#30001;于虽然有议会来制衡国王,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类似地,拿破仑三世在 1870 年赋予法国议会更多的权力,法国从独裁国家转变为有限民主国家。

这个团队发现,与任何其他组合相比,两个有限民主国家之间更可能发生战争。例如,2000 年前后,半民主国家如坦桑尼亚与布隆迪(Burundi, 中非)交战,肯亚与衣索比亚交战,加纳与多哥交战。而在上个世纪末,德国与日本,哥伦比亚与秘鲁,意大利与土耳其,都在处于有限的民主时期内发生战争。

和平最有可能出现于实行任意一种极端的国家。两个独裁者领导的国家互相开战的概率比两个有限民主国家互相开战的概率低 36%。而两个完全民主国家之间爆发冲突的概率比两个有限民主国家之间爆发冲突的概率低 95%。

恐惧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因素
在 Baliga 的模型中,恐惧驱动着战争动机,这就是为什么完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会为了保持政治支持,而可能在国民对另一个国家感到日益恐慌时决定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国家领导人担心自己的国家受到攻击,但同时也担心民众要求重新选举以寻求有保护力的领导者。Baliga说,事实上,从历史的回顾里可看出,民主国家比其他类型国家都更迅速地诉诸武力。

历史学家以往将战争归因于恐惧。例如,政治科学家们认为,德国领导人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分#21407;因是为了消除他们面临的国内动荡。该团队的博弈论模型将恐惧和国内政治相结合来作为战争的根本原因。然而,诸如经济发展和贸易等因素也会引发战争,由于十九世纪之前缺乏这些方面的数据,它们并未包括在该团队的分析中。但这个团队确实考虑了全球经济冲击和正常景气周期以及卷入冲突国家的地理、制度和文化,因此他们声称他们掌握了自然资源和经济地位之间的差距。

因为普通国民在民主制度下避免冲突,包括美国开国元勋 Thomas Paine 在内的众多哲学家长期以来都认为民主促进和平。在和平的名义下,随后的美国各届领导人都在推动民主化。美国前总统 George W. Bush 认为,传播民主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

但是,如果确实会出现这些结果,民主化也是一种存在风险的做法。如果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化,这个有限的民主政府可能会比它取代的政权更有侵略性。Baliga 说:“有限的民主化可能会助长战争苗头,所以你需要特别小心地去实现百分百的民主。如果做得不彻底,反而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在 Baliga 给纽约时报的信中,他说重要的是让伊朗参与谈判,而不是激化局势。他这样写道:“对历史的仔细研究发现,像伊朗这样介于完全民主和强势独裁之间的弱势独裁国家,可能是最好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