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药公司是最先探索 1970 年代发现基因工程的商业潜力的。Hoechst、Boehringer Mannheim 和其它大型多元化制药企业建立了内部实验室集中于研究新技术并与全球的学术型科学家组成联盟。到 1990 年代初期这些早先的先驱们已落后而一些后来的公司则超越了它们。怎么回事呢

Klaus Weber 和同事进行的新研究发现德国的反生物科技运动改变了公司决策的动态。Kellogg 管理学院管理与组织学副教授 Weber 说该运动产生了令生物科技投资存在风险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削弱了对新技术的内部拥护者的影响力而加强了既定领域拥护者的影响力。多元化的德国制药公司将他们的资源转向更具预测性的行业例如化学品和消费品或者将他们的生物科技业务转移到其它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

同时Weber 指出没有其它行业的非多元化公司不怎么担心他们的生物科技的不确定性。正常的“营业要素”—获得专门技术、专利和财务资源—并不能解释为何他们比那些多元化的竞争对手的业绩更成功。

重新看待反生物科技运动
Weber 的研究为社会运动如何影响公司决策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以前的研究确定了社会运动影响公司行为的几条途径例如对政府的条例进行遊说或组织消费者杯葛以及股东行动。这些研究将公司视为根据定义明确的利益而对外在压力做出反应的单一行动者。

但是Weber 说该框架没有完全解释德国制药公司的反应。反生物科技激进分子未能破坏公司营运或赢得股东的支持。德国于 1989 年颁布条例允许生物科技的商业化—尽管连带有某些预防措施。

相反的Weber 的框架将公司视为与某外部政治经济体有关并且受其影响的不同政体。他发现社会运动可以通过两种机制影响私营公司威胁公司精英的形象和地位使得广泛的联盟难以实现和产生投资不确定性而影响在公司内部评估投资的方式。

Weber 坚持认为德国大型多元化制药公司的高管并非有意识地屈服于压力。相反的反生物科技运动阻碍了支持生物科技的内部联盟有效地形成。他说“影响面更加微妙而这并非输赢的问题。”

为了他们的研究Weber 和同事 Hayagreeva Rao史坦福大学教授及 L.G. Thomas埃默里大学教授于 1980 和 1990 年期间收集了有关反生物科技运动和六家德国国内制药公司的详细信息。这六家公司分别是 Bayer、BASF、Boehringer-Mannheim、Boehringer-Ingleheim、Hoechst 和 Schering AG它们占制药行业里从事密集研究部分的 80%。研究人员审阅了关于该争论的数百篇新闻文章、纪录片、公司报告#12289;激进组织的时事通讯和内部公司文件并采访了争论发生时的重要高管、科学家、激进分子和行业说客。

由 Green Party绿党领导的该运动的成员对生物科技提出了多项反对意见。他们坚称如果以基因工程的方式生产药物的细菌逃出实验室它们可能带来危险。他们也对操纵生物体提出了道德方面的质疑。某些激进分子将基因工程视为“纳粹优生学的继续”。

Weber 发现这些争论改变了公众对生物科技的理解。1980 年之后关于生物科技的报告侧重于风险而不是利益。同时Green Party 的势力在增强。它在地方、州和联邦议会中获得了席位。1985 年它加入了 Hesse 的联合政府并成功至少是暂时阻止了签发建筑许可证给 Hoechst建造一座生物科技制药厂。

低可信度的危险
制药业认为新的生物科技部门将创造工作机会和生产改良药物。但是该行业在公众当中的信任度非常低。其道德地位被一系列丑闻所损害这些丑闻包括德国制药公司 Grünenthal 最初在治疗孕妇晨间恶心的药物于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被发现会导致出生缺陷之后拒绝自愿撤回镇静剂(thalidomide)。此外大型多元化公司诸如 BASF、Bayer 和 Hoechst都经营化学品事业部而这些部门是人们就空气和水污染等环境抗议的主要对象。

Weber 未找到任何公司精英对激进分子的争议买账的证据。但该运动的攻击依然可以从多种途径在公司内部感受到。如果支持生物科技的科学家拥护那种被视为危险和不道德的技术他们就会面临在公司和社区内丧失地位的风险。一名科学家告诉 Weber他没有对生物科技表示支持因为他的孩子将会在学校受到指责。

同时这些抗议给那些对新技术感到威胁的科学家强力的支持。Weber 指出生物科技是一种“破坏胜任能力的技术”。拥有传统生物化学背景的科学家认为生物科技威胁到他们的职业。

Weber 发现公司将这些顾虑内部化的程度与公司的精英和整个公司的多元化有关。Boehringer-Mannheim 和 Boehringer-Ingleheim 侧重于药物其拥有医学或制药背景的高管占很大的比例。它们倾向于将生物科技视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相比之下Bayer、Hoechst 和 BASF 则多元发展化学品和消费品。他们有更多的高管和科学家在生物科技领域没有天然利益且比起其他的选择他们倾向于视生物科技为不必要的冒险和挑战。Schering AG 在研究初期採多元化但于 1990 年从非制药业务中撤资。)

多元化的公司并未完全抵制生物科技他们认识到生物科技对他们行业的未来的重要性而是采取措施来降低风险。他们分配投资到不同的业务转移生物科技投资到德国政治保守的地区并减少或杜绝了对生物科技的投入。

搬迁不是万能药
Weber 说以Hoechst 的案例来说明。1985 年生物科技领域的先驱 Hoechst 在陶瓷这一备选行业投#20837;巨资。1988 年它确定未来的生物科技投资将在德国之外进行以降低批准延迟和坏名声的风险。其它多元化制药公司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例如Bayer 在加州 Berkeley 设置了生物科技生产线而 BASF 在波士顿建立了它的生物科技研究设施。

很多这些业务决策在当时似乎是聪明的且合乎公司的内部逻辑。尽管如此它们依然具有下游效应使得多元化的德国制药公司在德国政府于 1989 年转向保护生物科技之后难以赶上更加专注的竞争对手。Weber 说德国政府的行动影响到各公司内部将生物科技与开发、营销和商业化专门技术区分开来。他补充说这减缓了推出新生物科技产品的速度也阻碍了公司内部的知识共享。

“还有‘让我们在美国建立研发设施’似乎非常简单但它产生了新的问题。”Weber 说。“他们不能预见或预期所有的后果。”

Weber 加註他的研究有一种用途那就是高管应当考虑他们对社会运动分歧的反应。他建议道在决定于另外一个国家设立业务之前公司应当“认真思考组织上的难题并积极地面对它。”

Weber 说他的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公司内部结构和决策动态可调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他提示说虽然规模小于它们的多元化竞争对手Boehringer-Ingleheim 和 Boehringer-Mannheim 这两家专注于制药的公司在生物科技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Weber 说“公司的组建方式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