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股票交易

Klaus Weber 在翻阅某一天的新闻时，一篇有关史瓦济兰（Swaziland）的文章吸引了他。该国于 1990 年成立了一个股票交易所—但该交易所仅有两家公司交易，且交易额不到 1,000 美元。该文章描述，一名曾供职于世界银行的史瓦济兰人回国後，确信他的国家需要一个股票交易所，於是利用其值得考虑的专门知识成立了一个股票交易所。Kellogg 管理学院管理与组织学副教授 Weber 回忆道，“整个合同和法律背景非常不错，但该交易所则不怎么样。”

已经对金融流通是如何扩展到全球感兴趣的 Weber 开始和 Gerald Davis（密西根大学教授）及 Michael Lounsbury（亚伯达大学教授）一起关注其它国家的股票交易所的状况。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许多较小的、依然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创建了股票交易所。1980 至 2005 年期间，五十八个国家创建了交易所。研究人员开始思考是哪些因素（国内体制、国际压力）将那些在这些年里创建了股票交易所的国家与没有创建股票交易所的国家区别开来的。

然而，Weber 还记得史瓦济兰的失败案例，他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开启一个股票交易所并不是问题所在。“我们认为：这些国家都有交易所是好事，但是这些交易所都是异常成功的吗？”交易所被视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少有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股票交易所在建立之后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成立因素
Weber 和他的同事着手调查两个问题：什么因素可预测某国家是否在 1980 至 2005 年期间开启了股票交易所？这些同样的因素是否与交易所之后的成功度（后来在其中交易的公司数量和交易额）有关？研究人员发现，有各种因素可预测某国家将会开启股票交易所，其中包括与已创建了交易所的国家的距离和来自全球性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压力。Weber 和他的同事发现，当某国家受邻国启发而创建股票交易所或者努力追赶竞争对手时，交易所才会趋向成功。但是，当国家因国际压力而开启交易所时，新系统倾向于仅被肤浅地采用，未能取得成功。

为了区分可能影响某国家的各种社会因素，Weber 和他的同事转向组织研究。公司不断地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例如当公司将自己与竞争对手比较时）也有间接的（例如当员工个人跳槽而将创意从一家公司带到另一家公司）。Weber 说，国家也是一样。希望模仿邻国的成功经济政策的官员或者拥有全球人脉的金融专业人员可以对他们的国家是否创建交易所产生影响。

Weber 和他的同事将社会影响分成研究组织人员常用的四个类型：强制、竞争、学习和努力驾越。按照该解释，当一个国家改变其政策来因应国际压力时便构成强制。对于金融政策，当世界银行、IMF 或其它全球性组织为某国家提供优惠援助（与完成特定政策和经济机构（如一个交易所）有关的优惠贷款）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不是被迫改变他们的经济政策的；他们是根据他们看到的其它国家的情况而自己改变政策的。他们密切关注其它争夺同一个专家市场的国家，学习其它国家股票交易所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并努力驾越经济强国的政策。

Weber 说，早先的工作“假定：不论你是被迫还是自愿复制或学习邻国均与交易所后来的成功度完全无关，但我们认为这不太合理。”

研究人员首先研究在 1980 年没有股票交易所的所有国家，他们调查这些国家是否在后来的 25 年里创建了股票交易所，以及这些国家的股票交易所在后来有多大的规模。他们收集了有关在各国起作用的社会影响因素的数据 — 一个国家是否依赖国际援助、它与哪些国家竞争、它采用邻国政策的频率如何、其在世界金融系统中的地位如何 — 以及其它相关因素，例如一个国家的国内总产额( GDP) 增长和每个国民总生产额( GNP)。然后，他们比较了可以找到所有数据的 75 个国家，分析了哪些因素可预测是否建立股票交易所以及该交易所的成功度将会如何。

Weber 和他的同事发现，正如他们预期的，世界银行或 IMF 对一个国家的援助大大提高了该国开启股票交易所的可能性。正如在许多世界银行和 IMF 计划中一样，当援助与经济改革有关时，创建股票交易所的动机十分强烈。但是，当外来的优惠援助令一个国家更有可能创建股票交易所时，它也意味着该交易所在将来不太可能成功 – 只有少数公司交易且市值较小。“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没错，这些过程确实发生了，但它们通常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更多的象征性行为。对于这些股票交易所不能和以其它原因创建的交易所一样有效，”Weber 觉得，“外部压力并不会真正地带给你最佳结果。”

留意邻国
令 Weber 感到惊奇的是积极地与“竞争对手”（本文意指其它国家）交流与合作如何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学习邻国、透过与国际金融社区联系而努力驾越成功的经济体以及关注竞争对手，所得的利益是双倍的：这些影响不仅大大提高一个国家创建股票交易所的可能性，而且更有可能使该国的交易所兴旺发达。Weber 说：“这表明，对交易所的活力十分重要的是社会影响不会在交易所正式成立后就停止。”相反的，各国依然处于同样的贸易网络之中，且与同样的金融专家合作。

Weber 说，由世界银行等组织推行的经济发展计划倾向于以定义明确的计划为基础。“也许有一项创建这些金融市场和建立交易所的计划，然而之后，计划便宣告终结。就如有一份评估，他们勾选方框—是、是、是—然后人们便走开了，此后便没有任何持续性的资源交换。”但是，当各国向自己的竞争对手学习时，“它令持续学习成为可能。”他说。“它使得国家能够修正他们犯下的错误，并且它创造了一个更大的、致力于让交易所获得成功的社区。”

Weber 说，强制和对手的影响（学习）之间的区别可能对开发机构具有重要意义。诸如 IMF 等组织可能通过所谓的能力建设、铺设经济改革赖以开展的基础来更好地帮助一个国家发展其经济，而不是集中于实现特定的目标。“我们的研究发现，促进这些工作的途径是创建地区基础设施。”他说：“鼓励有共同点且已经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沟通和交换意见，使这些国际网络发挥作用，而不是让任何发展中国家与创建该组织的已发达西方国家之间成为一对一的关系。”

虽然 Weber 承认这对于开发机构来说是个困难的提案—“创建一个学习型社区不是非常有形的结果，并且你得不到大量的资金来支助”—他指出，有些机构已经开始倾向于这个方向，他希望他的研究可以促进这种趋势的发展。他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