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能看到不平等，有些人却看不到？

有一天，当诺尔•凯利正要离开研讨会时，有个同事指出一件他没注意到的事：研讨会中举手的女学生被演讲嘉宾选中发言的次数少于男学生。

这项观察让凯利开始思索。作为凯洛格学院的管理与组织学副教授，凯利多年来致力研究不平等，不过他的研究方式通常是直接询问人们对于诸如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等问题的看法。

但他发现，我们在真实世界上遇到的不平等却极少是这种情况。会不会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太关心不平等问题，正如凯利并未观察到研讨会中的性别偏见那样？或许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对于周围世界不平等所抱持的看法如此南辕北辙？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凯利和共同作者凯洛格学院博士生汉娜•B•沃德佛格、伦敦经济学院的詹妮弗•施西-史格芬顿、埃克塞特大学的奥立弗•豪瑟，以及密西根大学的阿诺•K•侯，所发现的结果的却如此：社会平等观念较弱的人对于不平等现象的察觉力也较低。相比之下，社会平等主义者对不平等的察觉力较高，但这只适用于不平等影响到边缘群体的情况。当受影响的对象是优势或主流群体成员时，平等主义者的关注度与非平等主义者不相上下。

凯利表示，换句话说，对于社会等级看法相反的人在看相同情况时，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却可能不同。“我们在如何感知世界方面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持有的信念。”他说道。“我们往往认为自己以中立的态度看待世界，然而实际上，我们的关注程度从一开始就取决于我们的信念。”

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同一组织内工作的人对于组织内不平等问题的看法差异极大，有的人看到招聘做法中存在歧视，有的人则认为毫无瑕疵。这种情况自然也会引发同事间开展更广泛的政治争论，使大家无法专注于手上的工作。

“员工对于是否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诸如工作场所内外歧视等问题看法分歧，组织处理这种分歧情况的难度与日俱增。”凯利说道。“这些主观认定的歧异有时可能变得相当激烈，导致诸如Coinbase和Basecamp等公司实施工作场所禁止讨论政治这样具有争议性的规定。我们的研究工作指出一个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人们对于职场不平等会有如此不同却各自坚信不移的结论。”

谁会察觉到不平等？

为了研究这个现象，研究人员首先招募了两千多名网上参加者，请他们仔细察看城市生活的照片。照片中的场景刻意包含一些高社会地位与低社会地位的象征，例如一辆豪华轿车停在一名无家可归者的购物车旁。然后，研究人员询问参加者一个开放式问题：这张照片你注意到什么？

为了评估参加者的社会平等主义观念，研究人员对他们的社会主导倾向（即SDO）进行了研究，。SDO高的人对于社会等级感到适应，而SDO低的人则对社会等级感到反感。针对这个实验（以及本研究所有其他实验），参加者均回答了一份衡量其SDO的16题问卷调查。

研究人员在分析参加者的回答时，他们寻找参加者直接与间接提及“不平等”的情况。仅仅注意到豪华车或购物车这类象征经济差距的细节被视为间接提及；将这些细节与不平等进行明确关联则被视为直接提及。

研究人员发现，与SDO低的参加者相比，SDO高的参加者（即社会平等主义观念较少的人）对不平等的关注程度要低得多。SDO与直接提及不平等和间接提及的不平等均呈负相关，这表明 SDO 高的人根本不像 SDO 低的人那样关注周围世界的不平等迹象。

就是看不到：性别薪资差距

研究人员无法从第一项研究中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SDO高的人也许看到了不平等迹象，但只是未报告自己看到。

于是研究人员决定用一个聪明的技巧来研究这种可能性，该技巧要求网上参加者在许多快速试验中判断两组物件是否平等。在研究中，这些物件是钱袋，屏幕的一边是钱袋搭配男性的图片，另一边则是钱袋搭配女性的图片。在一半时间里，参加者在屏幕两边看到相同数量的钱袋。在其余的时间里，他们看到更多与男性相关的钱袋，这代表性别薪资差距。

在每个试验中，参加者看到钱袋分配均等时按下空格键，如果看到分配不均等则不按任何键。

与第一项研究一样，参加者对不平等的关注度因SDO而异，社会平等主义者在检测钱袋数量不均等方面比 SDO 高的参加者更准确。（研究人员还研究了社会平等主义者是否更容易出现“误报”，即报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不平等，但发现没有这种现象。）

认知如何随着不同类型的不平等而改变

在前面两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我们传统上想象的不平等进行了研究，即社会优势群体以社会边缘群体为代价而受益。研究人员看到SDO高的人对这类不平等的关注度较低，但如果情况反过来会如何？当不平等影响的群体是地位较高者时，SDO高的人是否会察觉不平等？而当处于劣势的是社会优势群体时，SDO低的人是否会有同样的关注度？

为了检验这个想法，研究人员招募了将近1,500名参加者，让他们观看一个小组讨论的短视频。其中一半的参加者观看小组中男性发言时间长度是女性的1.5倍的视频，另一半则观看男女发言时间长度相反的视频。

研究人员要求参加者仔细观看视频，因为之后要回答一组问题，答对题数最多的人可获得50美元奖金。（研究人员没有告诉参加者特别要注意视频哪个方面，也没有提及不平等概念。）

观看视频后，研究人员向参加者出示七个饼图，要求他们选出准确代表小组中男性与女性发言时间量的饼图。

与先前的研究一致，当不平等影响的是劣势群体（在本例为女性）时，SDO正确预测出参加者对于不平等的关注度。和SDO高的人相比，社会平等主义者在看到男性发言比女性更多时，选出正确饼图的可能性更高。

然而，当参加者看到女性发言更多时，SDO高与SDO低的参加者选出正确饼图的准确度就没有显著差别。

研究人员在另一项研究中看到了类似结果，该研究考察了当白人应聘者或有色人种应聘者受到青睐时对招聘公平性的认知。

“正确的思考方式是，当劣势群体受到歧视时，社会平等主义者在关注度上具有优势；当受到歧视的是优势群体时，社会平等主义者不会比SDO高的人差，但也不会更好。”凯利解释说。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一般而言，SDO高的人对不平等的察觉力不如SDO低的人敏锐，同时SDO低的人对特定类型的不平等最为敏感，即影响到边缘群体的那种类型。

为什么我们所见不同

凯利认为，这提醒了我们，我们的认知并不是中立的：“我们戴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后，就可能改变突显以及不突显在我们眼前的事物。”

但如果我们了解意识型态会改变我们的关注力，我们就可以学会对我们通常看不到的事物更加警惕，进而产生新共识，至少能有同理心。“当有些人以与我们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时，与其感到纠结甚至沮丧，还不如承认每个人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会看到的东西。”

毕竟，“对我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事物对他人或许毫不明显，因为他人天生对它不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