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论无所不在。遏止它们的诱惑力才是正道。

从“披萨门”到“谁杀了甘迺迪”，阴谋论经常会从大众生活边缘移动到中心点。根据一项2014年的研究估计，在任何一年，都大约有半数美国人相信至少一个阴谋论。

有些阴谋论无伤大雅，有些却危及性命。当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时，许多人渐渐相信为他们提供治疗的医护工作者事实上是企图让他们感染。于是，他们对医治采取回避态度。

辛西娅‧王惊叹地观察着阴谋论的传播－－“谁会对阴谋不感兴趣呢？”她说。但惊叹的同时，她也带着担忧。“你开始思考，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想出这些有时看似荒诞不经的解释版本？”凯洛格学院管理与组织学王教授这么问道。

先前的研究发现有几种特征能预测出人们是否愿意相信阴谋论。教育程度、自恋症、甚至连一个人多容易感到无聊等都是一些与相信阴谋论有关的因素，例如相信政府试图通过水中的氟化物来控制人民。

不过，王和共同作者们的关注重点是找出那些比较容易改正人们阴谋论倾向的因素。毕竟，一个人的个性或教育背景是无法说变就变的。

“我们真正想要了解的，不仅是驱动这些阴谋想法的成因，而且还想知道如何制止这些想法，”她解释。“组织可以做什么来防止这种思维的产生？基于这个原因，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偏向社会心理学的方式来进行这项研究。”

在一篇新论文中，王和共同作者们发现，在追求目标时显现出渴望采取行动的人，阴谋论思维倾向较小。同时，研究人员能够促使实验参加者偏向目标导向的心态，从而提高他们对阴谋论的抗拒能力。

“这篇论文让人感到兴奋，因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因素，能通过增强掌控感来对阴谋论思维产生免疫力。”王如是说。

真相就在不远处

王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詹妮弗‧惠特森、宾州州立大学伊利分校的金中序、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坦娅‧梅农，以及鲍尔州立大学的布赖恩‧韦伯斯特组成团队，共同进行这项研究。研究开始的关注重点是一种简称为RFT的“调节焦点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该理论研究人们对于实现目标所采用的方式。

RFT提出两种主要策略：具有“趋利”取向的人竭尽一己之力以求实现希望和梦想。这种心态下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塑造自己的未来，意味着他们对于自己的环境具有高度的掌控感；另一方面，具有“避害”取向的人则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既有的安全感。

研究人员的假设是，避害型的人也许更倾向于相信阴谋论，因为阴谋可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受到威胁。研究团队认为，“趋利型”的人则可能更容易产生怀疑。

为了测试这项假设，研究团队招募了278名网上参加者。参加者被随机给予三种写作题目中的一种，这些题目旨在让他们偏向某种特定心态：趋利组写的题目是关于一个希望或渴望，避害组写的题目是关于责任，中立组则写出他们认识的某个人的日常活动。

然后，研究人员告诉参加者一个关于某家银行申请破产的虚构情节。在叙述中，一些观察者认为该银行主管必定有渎职行为，即使政府并未发现这样的证据。在读完这个故事后，参加者回答一系列问题，来衡量他们对是否有阴谋发生的相信程度。

最后，参加者用一到五的评分标准，评定自己对现实生活中10种不同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例如美国政府规定民众改用荧光灯泡的原因是这种灯泡能让人民顺从而且容易控制。

（如果你听起来觉得荒谬可笑--你并不是唯一一个。）王承认自己觉得许多论调相当可笑。即使如此，仍然不乏信奉者。（对于是否相信政府通过荧光灯来控制人民一说，人们的看法有极大的差异，”她说。）

结果显示，趋利组的参加者赞同阴谋论的可能性较小。不过，与研究人员的假设相反，避害组的参加者并不比中立组更倾向于相信阴谋论。

军方参与研究！

针对第二项研究，研究人员希望以一个非常不同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以便了解他们研究结果有多大的普遍性。他们将研究带到军方，对某个美国陆军基地中的202名士兵进行调查。

受访的士兵回答一份用来衡量他们趋利或避害程度的调查问卷，以及一份用来评估他们个人掌控感（例如“我的未来我做主”）的问卷。

接下来，这些男女士兵们用一到七的评分标准，给一系列军方阴谋论的说法（诸如“士兵被分配任务时是有‘差别对待’的”）的赞成或反对程度评分。

研究人员发现，高度趋利的士兵也展现了强烈的个人掌控感。（避害与掌控感无关。）与第一个研究一样，趋利性较大的士兵不太容易被阴谋论左右。统计分析显示，个人掌控可能是这种现象背后的机制。也就是说，趋利型的人阴谋论倾向较小，因为他们对世界怀有一种“主控感”。

思想控制

那么，操纵这种主控感是否可能改变一个人被阴谋论左右的程度呢？为了找出答案，王和同事招募了215名大学生。

参加者首先被引导到趋利型或避害型状态。然后，他们参加第二项练习，该练习旨在让参加者感到更多或更少的掌控能力。最后，研究人员衡量参加者对阴谋论的相信程度。

那些一开始就被引导到趋利心态的参加者（不是被引导到避害心态的那些人），掌控感较小，导致阴谋论念头骤升。

这项发现重点显示出在预测趋利型的人相信邪恶情节和阴谋的容易程度时，个人掌控感的重要性。那些平常不太相信阴谋论的人，当他们感到事情越发无法掌控时，可能会立即变得更容易受阴谋论左右。

谁都不可信任

对王教授而言，上述三项研究均显示阴谋论思维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能通过消除个人掌控感来增加阴谋论倾向，那么同样“也能转变人的思维，让他们看到的阴谋更少。”她说道。

在这个充斥着各种阴谋论的世界里，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发现。举例而言，王和共同作者建议，政府机构，例如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可以通过提倡各种讯息，强调“个人健康自己做主”的方式，来增加公众的信任度。

在未来的研究中，王教授希望对阴谋论思维的下游效应进行了解。例如，相信阴谋论的人是否更有攻击性？

此外，她还想研究人们对于真假阴谋论的分辨能力。怀疑强权机构不仅有益，而且有时更有必要，毕竟尼克森确实是水门事件的幕后主使者。

“人们是否能分辨出真实的阴谋和虚假的阴谋？”王教授思索。特别在这“假新闻”年代，如果人们能够侦测出真实的滥权，“那会成为帮助社会的伟大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