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社会流动的信念有多接近现实？

美国人喜欢白手起家的故事。例如脱口秀名主持人奥普拉，从一个美国南方农村穷孩子崛起成为当今身价数十亿美元的媒体天后。又如舒尔茨，布鲁克林区低收入住宅区蓝领工人的儿子，后来跃升为成功的星巴克首席执行官。

人们经常引用这些例子，来论证人不管最初多么贫穷，只要努力奋斗，都可能在美国发迹致富。

然而，这种“美国梦”的认知究竟有多接近现实？对于人在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之间流动的难易程度，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人抱持的信念相似或是不同？

凯洛格管理经济学和决策学助理教授特索及其同事通过对美国和四个欧洲国家的人口进行问卷调查来探讨这些问题。他们发现，尽管与欧洲国家在诸如教育与医疗保健方面充裕的保障政策相比，美国的政府计划相对有限，但美国人高估了人们从经济阶梯底层攀升到顶层的可能性，欧洲人则低估人们摆脱贫困的可能性。

“平均来说，美国的研究参加者对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变成富有的可能性更加乐观。”特索说。他和哈佛大学的阿莱西那和斯坦切娃合作进行这项研究。“在欧洲国家则相反。”

研究人员还发现，美国与欧洲的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参加者之间的看法也存在着重大差异。

自由派人士认为社会流动更加困难，因此更有可能支持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政府政策，而保守派人士则倾向于支持相反的方式。然而在保守派人士当中，那些认为穷人难以晋升到中产阶级或更上层的保守派人士在反对政府介入方面，并不比看法与其相左的其他保守派人士更坚决，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政策制定者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糕。特索说，与自由派相比，接受调查的保守派人士“不相信政府具有能够解决问题的工具。”

这些结果指出了一个方法，可以改变某些人对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政府政策所抱持的观念。简单地给保守派人士更多关于美国社会流动性低下的信息可能不会有效果。相反，从政者需要向这些选民们证明，他们可以信任政府能执行有效的解决方案，特索说道。

充满机会的土地？

近期针对不同国家社会阶层流动率进行评估的研究，激发了特索对这一主题的兴趣。这些研究显示，尽管美国梦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例如丹麦和加拿大，美国人从经济底层跃升到顶层的可能性更小。

这些数据使特索思考人们的认知与现实相比如何。认知脱离现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往往抗拒收入再分配政策，比如对富人征收较高的税金，而许多欧洲国家却支持这类政策。

例如，如果美国人相信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足够的努力而上升到顶层，他们或许就会认为政府没有必要花纳税人的钱来理顺这条上升之路。反之，“如果你认为出生于贫穷的家庭就注定与贫困为伍，那么你就更可能认为政府介入并进行收入再分配是公平的举措。”特索说。

为了检验这些想法，特索的团队与调研公司合作，在2016年收集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等国家超过12,000人的在线调研回答，这些回答来自各种年龄段、性别和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样本。这些问题用来了解参加者对于社会流动、政府介入等问题的信念，以及他们是否认为努力工作能够增加一个人在社会阶层中上升的机会。

上升到顶层

在一组问题中，参加者被要求想象他们国家中平均分布在五个不同经济阶层的500个家庭。然后，参加者估计在100个最贫穷的家庭中有多少个孩子长大后能上升到另外四个阶层。研究人员再将这些回答与每个国家实际的社会阶层流动率数据进行比较。

大致上看，参加者的估计与实际数据没有太大的出入。“人们没有给出离谱的数字。”特索说。“不过有一定系统性偏见。”

例如，美国人估计12%最穷的孩子会上升到顶层，但实际数字大约是8%；法国的参加者估计35%最穷的孩子会被困在目前的阶层，而法国的实际数字是29%。

特索认为，参加者的国家历史或许可以解释这些思考模式。美国是闻名的移民之地，许多人也确实在这块土地上积累起自己的财富。相比之下，欧洲曾经实施封建制度长达数百年，在那个制度下一个人的命运主要由家庭情况决定。

然而欧洲在那以后制定了许多社会福利政策并改进经济阶层流动性，现在的欧洲人不是应该变得更乐观吗？显然并没有。“这些认知是根深蒂固的。”特索说。

虽然欧洲和美国的调研参加者对于社会流动的观点不同，但他们都同意个人对自己的情况具有某种程度的掌控能力。当美国和欧洲的参加者被告知来自100个最贫穷家庭的孩子们都非常努力时，这两组参加者对于这些孩子上升到中产阶级的可能性都给出更高的估计数字。甚至在欧洲，人们也相信“努力会产生作用”，特索说道。

政府在社会流动中扮演的角色

接下来，研究团队研究这些观点与人们对政府扮演的角色抱持的信念有何关联。参加者被问到他们对各项政策的支持立场，例如政府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他们对于政府介入和纳税的整体看法，以及他们认为自己倾向自由派或保守派的程度。

不出所料，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不喜欢政府介入。不过在来自所有国家的参加者中，答案也因政治倾向而有分歧。保守派人士对政府的信任度更低，也更加不同意政府具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工具。约有60%的保守派人士赞成通过裁减政府计划的数量并使经济“自由化”来解决不平等问题；只有大约20%的自由派人士支持这种观点。

美国或欧洲自由派人士对阶层流动性越悲观，他们支持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可能性就越高。不过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保守派当中并没有这种关联性。

“右翼参加者似乎不想要收入再分配，无论他们对阶层流动性的看法如何。”作者们写道。

改变观念

最后，研究人员想要检视因果关系。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阶层流动性的信念与政策倾向有关，不过研究并未显示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因此，研究团队对美国和欧洲的两组在线参加者进行了一项测试。在询问这些参加者的信念之前，研究人员根据真正的研究调查，向其中一组提供了关于阶层流动性的一般性陈述。这些参加者读了这些陈述，了解到穷孩子变富有的可能性很低，而富孩子维持富有状态的可能性很高。

读过这些陈述的参加者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他们对于社会流动比没有看过这些陈述的参加者更悲观。然而，虽然读过这些陈述的自由派参加者也对减少不平等的政府计划表示出更大的支持，但保守派却非如此。该信息“只对左翼参加者产生作用。”特索说。

特索认为，或许有些保守派人士希望由私人慈善机构而非由政府介入。也或许他们认为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没有意义，因为“根本没有解决之道。”他说。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从政者引用能证明不平等的数据，他们或许就能让保守派人士确信社会阶层流动比他们想像的更低。但这并不代表这些选民就会支持收入再分配政策。要让他们支持这种政策，政策制定者需要提高右派人士对政府的信任度，也许需要使他们的行动更加透明，或者是给出过去成功的政府计划的证据。

如果人们充分知晓自己国家阶层流动性的真实情况，那么美国自由派或许会支持更多的政府介入，而欧洲或许会减少支持。

“看起来各国确实都存在着一致性与系统性的错误看法。”特索如是说。